信息服务、研究设计、教育培训、旅游休闲、文化体育、医疗保健等行业提供的新就业岗位数以千万计。
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，我们相当有把握的判断，中国房地产泡沫已经走到尽头，处于盛极而衰的转折点上。不过，我不太相信中国金融业全是这般见识浅陋之人，我以为他们更加隐蔽的算盘是：反正银行也不是我的，最终大不了中央银行或者中央财政再次兜底（实际上是全民买单）。
任何资产泡沫说到底都是货币现象。从这个视角观察中国房地产市场，中央政府，地方政府、银行、房地产商以及形形色色的投机者们万众一心、合力做多的2009年，与之何其相似乃尔？2009年的中国房地产难道不是真的飞出去了吗？一种看上去不可一世的力量，毁灭他们的往往是他们自己，世事如此，言之可叹。由于中央政府对中国经济、社会负有广泛和最终的责任，他们对房地产的考量变得空前复杂，其处境也变得相当痛苦。放眼经济领域，最大的软约束，莫过于货币政策之软约束。显见的事实是，中国的CPI正在以超过所有预测者的速度逐月攀升。
显然，利弊权衡之后，天枰正在向另外一面倾斜。任何一位期望房地产价格下跌的人，只要愿意了解一下中国房地产市场中的力量对比，那他一定会感到沮丧甚至绝望。新京报：我注意到最近有一些中国公司选择去新加坡上市。
你对这个怎么看？陈志武：其实我对这些不是那么太热衷。我所看到的一些数据表明，从1997年左右开始一直到现在，总体上每年往国企里面投资的金额是民企投资的两三倍，最高的时候是4倍多。我知道国内很多金融老师和业界的人总是比较喜欢靠三板、四板、五板、六板的这些。另外国内这么多钱，房子投资受限制，股市大家又很担忧，银行的存款实际利率是负的，那这个钱会往哪里流？其中一部分钱肯定会变成通胀上涨的动力。
有人说今天要终结孝道文化，终结养儿防老的那些东西，那中国以后靠什么？短期之内金融市场还并不是那么完美发达，所以短时间内还要靠这个。别人有不同的看法或者不同的理解这都没关系，只要是他的批评有建设性，具体说出来一些东西，对我的思想和研究就可以有更进一步的帮助。
就是说，它的就业净贡献率是负的，而不是增加的。这种方法不是我的强项。之所以执行起来很难，就说明基础制度的安排就是那样的，转型艰难是必然的结果。我觉得与其花那么多力气重复性地设立三板、四板、五板、六板，还不如把《证券法》、《公司法》里面的这些条款做一个修正。
现在主要问题是监管管得太死，对金融创新无微不至地管，而不是允许参与者有更大的自主创新空间。就好像我们说GDP的增长速度只反映一个方面，这个速度并不能够代表质量。我们讲对私有财产要保护，怎么样体现？就好像我看到李彦宏、马化腾每个人都有几百亿的财富，那我是不是可以转移出来50亿或者100亿呢？因为他钱那么多，大家都应该分一点。从渐进或者进化的角度来讲，是由一个阶段过渡到另外一个阶段，而不是马上从零一下子转移到100.但是从我们这些做学问的人的角度来讲，我们应该看到整个社会发展的全程，总的方向是什么，要充分认识到不同的理想、境界之下，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，这个是我们的社会分工所在。
股市的融资是很重要，但是股市给社会带来的创业、创新的榜样作用，是股票市场更大的贡献。陈志武：对，经济的自由度程度越高。
据你了解，还有哪些国家采用这种制度？陈志武：好像没有。因为资本账户的管制那么多，别人要把钱拿过来做投资，买房子、买股票，买债券，根本上进来也很难。
征税权应受到制约新京报：你一向强调民营经济发展对国家经济的作用。新京报：现在有呼声说要拓宽融资渠道，推出新三板市场。换句话说，把上市融资的机会都留给大的国企以后，不会给社会带来任何榜样的力量。就好像最近一些地方对房地产的限购令，产生的效果正好跟希望的相反。你认为发展民营经济政府应怎样落实？陈志武：体制改革。理由是中国还不会走呢，怎么就想跑呢？陈志武：问题是现在管得连走路都不让走，怎么能够学会走路呢？新京报：说到对资本市场的监督，我记得你有一个研究结论：媒体监督力度越高，股市市值和GDP越接近。
因为现在通胀压力太大了，十二五强调从增长数量变成增长质量。新加坡最近这些年非常努力地争取更多全球的金融业务，他们尽最大可能给予税收、移民等方面的优惠，让更多的人把他们的业务，他们的公司搬到新加坡。
我们怎么样理解创新这个词？创新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要做以前没有做过、现在还不知道的事儿。明年的通胀会比今年厉害些如果明年有一次长假旅行的机会，我想留在书房里好好做些研究。
当征税权不受制约的情况下，消费没办法变成带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军，这一点都不奇怪，因为老百姓的家庭没有那么多的收入。但是东京并没有成为整个亚洲的，更不用说全球的金融中心了。
但是美国人把这个看成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以后的最后的依赖。既然都是行政手段的结果，为什么要分这么多板块和交易所？我就看不出来这背后的逻辑了，做这种基于行政手段的区分，能够带来的实际效果我觉得是非常有限的。按理说前些年日本一直是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，但是东京并没有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。学者的责任是看得更远新京报：你在很多文章中写到，儒家的文化实际上对中国现代金融制度的建立是不利的。
但是从1997 年到现在，每年从国有企业里都会消失掉一些就业岗位。这样的话，积累下来的需求反而比以前更大，房价会更加往上涨。
这样一来，就导致了中国股市形似神不似的结局，变成了一个提款机。因为每建立一个板块的话，又增加了很多额外的交易成本。
新京报：你认为亚洲会不会出现下一个世界金融中心？陈志武：坦率讲，亚洲普遍的都还受到农耕文化的影响，比美国和英国要更重一些。尤其是前些年所谓国家免检等对权力不负责任的这样一些表现。
记者：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刺激政策准备退出了呢？陈志武：是可以这么理解。相对来说，上海、北京或者深圳成为世界或者国际金融中心的前景并不是那么好。比如，农行上市融资2000亿，但是对多数老百姓来说，农行的上市除了融资以外，不会感觉到我也可以打造下一个农行，不会感觉到可以像农行行长那样创办自己的企业，然后让我的企业上市。本来不打算买房的人会被诱导着去买。
陈志武：这是很好的一件事。金砖四国里，巴西也不是这样的。
新京报：蒙牛伊利诽谤门事件，最近很热。质量检查机构，是不是要他们存在？肯定是要。
新京报：说到华尔街，你认为下一个华尔街会不会诞生在中国，有没有这个机会？陈志武：会有机会，但是成为现实也许要100年。质量检查按照制度设计来讲，是可以代表公众利益行使这个权力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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